律师随便翻了翻，口气中都是怜悯：“你发烧了吧？”白门困惑地摇了摇头，律师说：“要是不发烧就把这些东西收起来。你居然信这个？记者的话你也敢信？你想出名都想疯了吧？当心，人家会把你放到天上去的。”
白门指着大门：“你的车在外面呢。”
律师气呼呼地走了，我倒有点心疼那20万，一个劲懊悔。白门挥舞着手臂说：“好，好，这孙子来了，这就说明开发商没逃跑，咱们保证能找着那小子。”
此后白门到处走访朋友，一心要找出开发商的下落，与法院的交涉工作都归我了。我告诉法官，暂时找不到开发商的下落，你们有什么好办法。法官说：“这就不好办了，万一他跑了，这个案子审了也是白审。”
我说：“如果没跑呢？”
法官从抽屉里也拿出一堆报纸来，几乎就是白门的存货，看来他也关注着这个事呢。法官说：“现在你们的声势造大了，我们院里上下都非常重视。有精神下来了，嘿嘿，700多个民工，万一出点事，国外的敌对势力又有话说了。如果你们能找到他的下落，我立刻把法警派出去。我知道这么做有点不合程序，但你们是为了弱势群体造福啊，法律当然应该站在你们这一边。”
我万分感慨，这事又让白门算准了。但这小子有些心计也就罢了，难道这家伙真是想替民工出头？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他有如此美丽的心灵啊？
回到事务所，白门如一头超级大乌贼，头发都演化成触手了。他大笑着说：“找到了，那孙子去西安了。我已经托在西安的朋友打听他的具体落脚点了，咱们下午就去西安。”
我说：“法官说了，只要找到人，他立刻派法警把那小子押回来。”
白门道：“好，万事具备，咱们给这小子来个瓮中捉鳖。嘿嘿，这次咱们俩玩一个伸张正义，我白门也做一回除暴安良的好汉。”
香君订好了机票，吃过午饭我们就上路了。去机场的路上，我问白门：“你是怎么找到那家伙的？”
白门说：“我在民航部门有朋友。”
我又问：“在西安落了地就不归民航管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白门阴险地说：“不能全告诉你，你小子全学会了，以后你就把我甩了。”
飞机内的清洁总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，如刚刚买回来的金属棺材。我向来不喜欢坐飞机，一来飞机里的空间太过狭小，呼吸不顺畅。二来，一旦离了地面便失去了掌控，心里就没谱了。实际上自从我懂事开始，这颗心就没着没落的，似乎没有一天是安生的。潜意识里我总希望能抓住点什么，能靠个什么牢稳的物件，但什么也抓不住。如今想来，还是娘胎里最安全，只要抓住根脐带，就什么都有了。
捆上安全带，发动机轰鸣起来，我的脑子便不由自主地跑了。事实上我是真盼着我的飞机能出事，全摔死了最好。有这么多人陪着我一起死，黄泉路上绝不寂寞。我向来不大关心别人的生死，事实上我对自己的生死也了无情趣。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来到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目的。我如孤魂野鬼，到处飘荡，却找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躯壳。
早年时我并不迷茫，那阵子我岁数还小，天然地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接班人，只要沿着革命前烈的道路，就能找到传说中的共产主义。有一次春游，在大轿车上老师号召学生们唱歌来鼓舞士气，于是我们便高唱革命歌曲。唱到最后大家都累了，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兴致勃勃地干嚎呢。其实我真的认为歌词里描述的就是我们的使命，是我们的未来。后来司机大叔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扭着脸骂道：“你他妈再唱我掐死你，刚才我差点撞了一老头。”我担心被人掐死，从此再也不敢唱接班人的歌了。
那时候学校实行早自习，孩子们每天7点20就开始谋划祖国的未来了。一次早自习前我正要进学校，教导主任可能是发现我比一般的学生脏，便指着垃圾堆说：“你来你来，把垃圾铲到车上去，早自习就不用上了。”
谁愿意被抓壮丁啊？但我不敢得罪老师，只得挥舞着铁锨埋头苦干，惟恐同学们看见了笑话。刚刚把一半的垃圾铲到手推车上，校长正好路过。他对我的行经大为赞赏，认为我是天下最勤劳的孩子。当天做课间操时，校长在主席台上狠狠把我表扬了一番，说我是雷峰下凡，赖宁从烈火中钻出来了。
第二天教导主任又把我拽到垃圾前：“你呀，接着干吧。”
此后，每天早晨为学校铲除垃圾成了我的职责，负责打扫卫生的老大爷可高兴了，动不动就给我糖吃。
大约一个月后，教导主任又带着七、八个同学来了，要他们跟着我一起干，其中就包括白门。那些同学多少有点儿起哄的意思，抢着干，但大多连铁锨都不会使，垃圾被弄得漫天飞舞。我从心里瞧不起这些人，但他们人多，我惹不起。
早自习即将结束时，校长领着几个领导模样的人过来了。他指着我们说：“这些孩子真是好样的，他们自发组织了学雷锋小组，专门为学校铲垃圾，发扬风尚，已经坚持一年多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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