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，其实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坦然接受自己的平庸。
比如闵主任，他就时常觉得自己卓尔不凡，如果不是老妻晚上的鼾声影响了艺术的发挥，他坚信自己现在应该已经是人大/麻将代表。
闵主任喝完凉茶，身上的热汗被擦干，见休息的差不多，就结束话题、挺着肚子站了起来，大摇大摆的往后院走，路上听见一阵暧昧的声响，伸着脖子往里看了一眼，冷不丁地瞧见那头白宴把年晓泉抱在怀里“玷污”的画面，两眼一黑，张嘴便大喊起来：“嚯你个小兔崽子！干什么呢！？”
闵主任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先前对于白总的恭维讨好，脸上表情坚贞而伟大，仿佛他手里擦过汗的毛巾是万恶资本主义的遮羞布，脑门上程光瓦亮的秃头闪烁的是正义的光芒，如果手中还有一张报纸，那他势必会写上一整页的“臭流氓”，神情严肃地挂在那不要脸的身上。
白宴的后颈处不知什么时候被年晓泉划出了一道血痕，起初无甚感觉，现在被闵主任一喊，重新起身，便隐约生出了些刺痛的感觉。
他“啧”的一声望向闵主任，有些被人打搅的不悦，额前原本一丝不苟的头发散开，从鬓角随意落下来几缕，眼神里也带了点散漫不羁。
年晓泉趁机把人推开，离开时，还特地往他腿上来了一脚，耳朵发烫，垂着脑袋整理衣服，没有要跟人说话的意思。
闵主任于是干瘪的老脸耷拉下来，他觉得年晓泉为了街道发展真是受尽了委屈，见她低着脑袋走路，声音更是越发沉痛：“小年你放心，街道一定不会让你白白牺牲的。”
年晓泉觉得闵主任很有可能是误解了什么，但她没有证据，因为闵主任此时的表情太过于生动，有一种自我感动的悲壮在里头，如果你要在这样煽情的时刻告诉他想多了，那这位老领导很可能就此心灰意冷、看破红尘。
所以年晓泉干笑两声，也没有反驳，只是挥一挥手，转身回店里去了。
老杨的儿子杨安今天刚从日本回来，中午才下的飞机。
他如今已不再做托尼，接下妻子家族的事业，成了个生意人，大夏天的，一身笔挺西装，背着行李走进店来，看见眼前乌压压一群人，没一个熟悉的，把包放在地上，便看着从后门进来的年晓泉问：“今天怎么店里这么多人？”
年晓泉见到他有些意外，喊了一声“师兄”，给他倒一杯水，轻声答道：“是闵主任带着开发商过来，想看看后院的那棵树。您怎么不告诉我今天的飞机，要早告诉我，我就让人把楼上房间提前收拾出来了。”
杨安当年移民日本时正逢岳母重病，一家人走得匆忙，金锣巷这个房子的过户手续也没办完。年晓泉对他放心，这些年也一直没提。
只是前几天，两人在日本见了面，年晓泉途中接到街道的电话，说是金锣巷拆迁改造的事已经正式提上日程，杨安怕年晓泉为难，便决定回国一趟，一是把这房子的过户手续办完，二来，也是今年女儿结了婚，喊女婿回来，让他们一起去老杨和郑老太太的坟上告知一声。
杨安对父母心怀愧疚，所以晚上不会住在老房子里，挥了挥手，便告诉她：“不用，安娜两口子也在，我带他们在宾馆写了房。”
说完，他透过窗户，瞧见外面站在平地上的白宴，“咦”的一声，像是回想起了什么来：“那人…是邵老板的那个外甥？白…白什么来着。”
年晓泉没想到杨安竟然还记得白宴，脸上神情一时有些不自然，点了点头，索性老实答到：“白宴。”
“对，白宴，真是他？”
杨安有些惊讶，一瞬间皱起了眉头，十分不认可地看向年晓泉，“他怎么在这里，你跟他这些年一直有牵扯？”
杨安对于白宴印象不大好，当年他在“月色”做发型师的时候，没少见这群纨绔公子哥瞎胡闹。
一一年，杨安离开中国的时候，年晓泉跟白宴关系还没公开，偶尔有风言风语，也只是说年晓泉长得像柳梦莹，大概被白宴看上了而已。
杨安当初把年晓泉从老爷子手里接过来，自觉有一份长辈的责任在，所以听见那样的话，难免语重心长地嘱咐年晓泉，让她千万不要跟白宴那样的家伙搅和在一起。
毕竟，杨安跟年晓泉虽说是半路认下的师兄妹，但两人年纪差了二十来岁，跟半个父女似的，茶余饭后，杨安就怕哪个城里男人骗了她的感情。
杨安的女儿杨安娜跟年晓泉同岁，还在学校读高二。
杨安起初觉得年晓泉也应该继续读书，就算考不上大学，也最好找个好男人嫁了，经营经营自己的小家庭，不该出来做美发。毕竟，这个行业一向不适合女性，几十年的老偏见了，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。加上年晓泉从农村来，高级发型设计是跟时尚搭边的路子，这个圈子看重出身，她这么个背景，路很难走远。
所以，杨安一开始听从妻子的建议，把她安排到了“小阳春”里工作。
“小阳春”是杨安妻子开的日式温泉旅馆，里面女员工不少，工资高，工作强度也轻。
杨安娜对于自己爷爷的“关门弟子”年晓泉好奇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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